你表现得很高尚，莱斯里。”

“很高尚，”娜塔丽说。

斯鲁特畏畏缩缩地朝她看了一眼，笑了笑，仿佛不相信她讲这话是认真的。”那是因为我完全站得住脚。你知道，他们在坎托洛维茨教堂就想从我这里弄到这个材料，但是没有成功。他们从别人那里都弄到了。因此那边的分离工作才进行得那样快。可是，你怎么忽然想出开蒙娜-丽莎这样一个玩笑？”

“这可是非常冒险，”牧师说。

“简直是白痴，”哈特雷说。尽管走廊上说话的声音很响，他们讲话的声音仍旧很低。静止不动的火车不断发出嘘嘘的声音，并且叮当作响，车厢外面的广播喇叭正在用德语大喊大叫。

“那拜伦开的戈培尔的那个玩笑呢？”娜塔丽轻蔑地撇嘴一笑说。“我想一定是很高明的了。”

“你们俩看来都不明白，”哈特雷说“这帮人都是刽子手。刽子手。你们俩都还跟孩子一样。”

格林维勒牧师说：“哈特雷先生，我不相信这种说法。我了解德国人民。现在残酷、不公平的制度强加在他们头上，有朝一日他们会把它推翻。本质上他们是好的。”

“去斯德哥尔摩吧，”娜塔丽说。“我懂得一件事情了。我对柏林不再有任何好奇心了。”

“你首先得把你的护照要回来，”哈特雷说。他那愉快的面孔上刻下了一道道饱经忧患的皱纹。这个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穿着一身美国运动衫，显得特别苍老，老得不象样子。

火车哐啷一声开动了。拜伦于是掏出那只黄信封。一页德国武装部队的公函纸上，用英文写着电文：知平安甚慰速来柏林父。